西安户籍新政已落户超75万人 如何助推西安发展

7月11日是第29个世界人口日。人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城市中的人是城市运动的主体。

2017年3月西安实施户籍新政以来，落户人口已超过75万。西安将从哪些方面提升才能让人才安居乐业，成了热点话题。

早在唐朝，都城长安就已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化都市。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促进户籍管理、税收制度、商业管理模式等制度进行调整。这些调整是否能给正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的西安一些启示，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社教和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红娟。

大量人口涌入

户籍、税收制度及时调整

王社教说，“唐长安城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越地位，吸引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士民、商贾、僧道、使节的大量涌入。人口数量，不同学者的估算，约50万—180万不等。”唐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自动迁移的“逃户”。唐德宗开始实施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也需要纳税，收税时也不看人头数量，只根据每户财产的多少确定征税数目。

对于海外士民、商贾、使节，唐代积极鼓励胡客入籍，也称化外人归化，化外人在宽乡(人少田多的地区)安置享受赋役宽免等政策。

“不管是赋役、税收制度的调整，还是鼓励归化的宽免政策，都可看作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求而对社会管理制度作出的调整。”王社教说。

杨红娟认为，唐朝政策制定者审时度势的调整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自去年户籍新政以来，西安在短时间内涌入大量人口，政府是否该审时度势拿出更具体的方案，让城市能够‘消化’这些人才。比如，下一步该怎么做，能让这些人才与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相匹配;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是否能够应对这些人口，如果在教育、医疗这些事关每个人生活的方面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这些人才凭什么留在西安呢?”

胡商在唐朝可做官

还可置田、开店铺

“据《长安志》载，‘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且因东市周围多是官员住宅区，而西市有很多外国商人，东市的高端、奢侈品更多，西市更繁荣。”王社教说，“到唐中期坊市商业的局限日渐突出。先是出现了夜市，再是商业店铺等。另外在一些交通要道，或人口聚集地，出现了州县治所外的市场，称草市。”

王社教认为，唐代长安的商业管理有可取之处，也有需要摒弃之处。“比如，东、西市的管理，就过于死板，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而中后期，唐长安城内商业格局突破了东西市的限制也是最好的说明;另一方面，对商人在法律上有很多限制，比如，延续了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舆服制度等。”王社教说，“但同时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对东市、西市设市司管理，市司有一项职责为‘平准’，即保证了市场买卖双方的公平交易，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另外，在法律上给予胡商(外国商人)很多优惠政策，可在唐朝做官、参加科举，还可置田、开店铺等等。促进了唐王朝边境贸易的发展，也给唐长安带来很多异域的商品。”

杨红娟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繁荣。“良好的法治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陕西、河北、辽宁是目前全国三个针对营商环境立法的省份，西安市政府也于今年5月7日印发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五个工作方案和二十一个行动方案。目前，西安全市上下当好‘店小二’，为企业简化程序、提高审批效率提供‘五星级服务’，让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另外，我认为应尽快建立营商环境的反馈机制，让市场主体能够充分参与营商环境的评价，或搭建一个平台让市场主体和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有效交流，共同优化西安的营商环境。毕竟，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西安经济社会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