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再提农地流转 家庭农场或是农业发展方向

现代农业规划出台4年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川东村居委会党委书记杨应忠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起来了。他还创办了两家公司，在流转的土地上发展起集约的农业经营。

  按照现在的体制，杨应忠的身份可能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是这个村子的“最高长官”，同时他又是江苏川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盐城市大丰区欣运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而这两家公司，使得参与流转村民的土地收入大幅上涨。

  近年来 ，中国具有类似多重身份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他们身份的转变给中国农业生产、农地流转带来的示范效应不亚于30多年前的小岗村改革。

  2012年的春节刚过，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正是这份《通知》，成为日后像杨应忠这样的农民率先尝试土地流转的“通行证”。

  如今，在中国绝大部分尤其是江浙地区，一大批先行者作为政策的践行者，在悄然改变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改变着延续3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是中国农地流转的第一波推动力。

  不过，他们面对的挑战也很多，比如土地流转的规模把控、如何走向更高效集约的现代农业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认为，公司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公司需要考虑盈利，长远来看就分流了一部分农业收益。公司的逐利性使得希望规模扩大，而规模适中的家庭农场更适合未来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今年10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支持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占有基础性、前提性的地位。现在我国的农户生产规模较小，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土地流转起来。

  魏后凯说，2012年的文件是“现代农业规划”，本次是“农业现代化规划”，体现了互相衔接的过程。但他认为本次规划应该是“十三五规划”中重要的专项重点规划，因为其中包括农业、农村、农民等方面问题，更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的市民化等。

  星火

  杨应忠是2014年开始探索川东村土地流转的。这年年初，身为村支书的他开始挨家挨户游说。川东村很多农户养殖生猪，单户的养殖会带来质量参差不齐和废料乱排等问题。按照他的设想，将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建立规模化的养殖场，引进科学地养殖方法来解决这两个缺陷。当年全国生猪市场低迷，对于杨应忠的提法，村民一开始并不积极。

  经过反复沟通，陆续有村民签约了，合约期是30年。

  当年4月16日，杨应忠发起成立欣运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并着手欣运农场的经营。农场的成员大都是流转出来的村民，他们同时是公司的员工、股东。杨应忠说，村民入股的方式分为土地和资金两种方式，土地入股指流转出经营权的村民成为股东，而没有意向流转土地的村民可以以资金的形式入股。集中经营后，土地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5倍，原来每亩收入在600~700元，现在每亩能分到2000~3000元。此外，每年的年底，股民可以按照公司盈利来分红。保底的分红是18%，效益好可达到20%、25%。

  除了畜牧业农场，杨应忠又探寻出另一种更高效的模式。同年，他创立了江苏川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用来经营蔬菜大棚种植。出让耕地的农户在公司的帮助下建立大棚，这次他们获取了更高的收益。杨应忠算了一笔账：每个大棚毛面积1.8亩地，宽12.5米，长100米，如果种植苦瓜、黄瓜，每年产量可达5万斤。蔬菜平均单价3元，营收共计15万元，刨去工资等成本，收入可达8万~10万。每个棚子造价13万左右，寿命25年。也就是说，一年多的时间，这些村民就可以将成本收回。

  看到实际的收益后，村民的积极性开始高涨。目前被流转建设大棚的土地共计300亩，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增加。按照杨应忠的说法，村委会千方百计鼓励村民参与土地流转，根据现在的签约进度，加上欣运农场的104户，年底应该会有200户左右参与耕地流转。

  “整个村子共有800户的纯农民，按此计算，今年村子土地的流转率可达25%。”杨应忠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杨应忠的想法是，通过现代农业的理念，让村民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跳出农门。以目前的生产力，川东村每亩土地的收入是此前单干时的100倍。重要的是，欣运农场的生猪废料运输到蔬菜大棚内，当作黄瓜、苦瓜、西红柿等蔬菜的肥料，形成绿色无污染的循环利用。

  在杨应忠准备大干一番的同时，盐城市其他村落的村民也没有落下来。直线距离14公里的大桥镇中合村村民靠特经种植、招商引资，吸引了不少外省的企业投资。中合村有耕地面积3260亩，总户数518户，总人口1132人。村支书丁青松今年年初在接受盐城市一家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初全村已经流转土地600多亩，每亩土地最初的流转价格为每年1000元，以后每三年上调一次，每次每亩上涨50元。

  而在整个江苏省，截至今年10月，全省土地流转面积达3200多万亩，占农户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64%。在当地政府出台的文件中，与杨应忠的模式类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被纳入调整范围，赋予其市场法人资格。

  和杨应忠一样，盐城市、江苏省乃至全国的探索者，成为土地流转改革的星星之火。

  模式

  实际上，除了像杨应忠一样，由村支书带头成立公司进行土地的流转，还有一部分村子将集中起来的土地外包给企业。村民的承包权不变，土地的经营权被出售。

  魏后凯说，村民参股的形式是目前来看最好的模式。村民参与生产，并可以分红，是一种共享。这种模式下农民实际上有3种收入：一是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后的保底收入，保证不亏损;其次，公司经营好的情况下，可以取得额外的分红;再次，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在公司内打工，每天有固定钱的工资收入。此时，投资者和农民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使得生产模式更加稳定和可持续，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相对来说，外包虽然一样能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增加效益，培育了新型的经营主体，但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魏后凯认为，村民如果没有入股，只得到土地租金或工资，不能实现公司和农民的利益统一。村民在承包公司占股份的话，忠诚度会更高。他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公司，劳动态度、工作效率会发生变化。这和企业经营类似，商业社会很多企业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会提出出让一部分股权给员工，只是配股的方式不同。

  现阶段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除了上述的公司模式，还有合作社模式和农户模式。这三种模式是目前最主要的流转模式，都在不断探索中。合作社的模式是农民自己参与形成的，经济意义上应该是利益共同体的合作形态，在国外发展比较好，国内发展也比较快。农户类型是指经营大户，农民自己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

  而农户模式也可以称为家庭农场模式。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提到，将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生产和经营能手集中，大力培育和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

  胡定寰认为，家庭农场正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他认为，现阶段土地流转还刚刚开始，大部分的土地仍掌握在单独的农户手中，未来有可操作的发展空间。

  胡定寰觉得公司的模式不是最理想的模式，公司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其需要考虑盈利，长远来看就分流了一部分农业收益。公司的逐利性也使得希望规模扩大，而规模适中的家庭农场更适合未来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在家庭农场的模式下，农民不是以打工者的身份从事生产，而是自己来经营自家农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种地的人会有技术等更好地条件来操作，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这是中国应该发展的模式。利用农业雇佣村民为自己打工的资本家行为，会提高中国农产品(12.400, -0.15, -1.20%)的成本。中国农业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是，让种地的人有更多的地。

  胡定寰提出一个超前的观点：这种种地的人应该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大学生回归到农业，成为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大学生夫妻共同经营农场，自己种地、养殖，他们的收入要达到中产阶级水准。至于农场的具体规模，应该与生产力相适应。例如荷兰，一个牧场养殖90头奶牛，一个农场种植100公顷的马铃薯，法国一个牧场养殖500头猪。这样的话可以利用大量的机械化设备来提高生产力，夫妻两人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收入应该不低于中产阶级。中国的农业劳动如果能够吸引大部分人参与，才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也认为，目前的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过渡阶段。30多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让农民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是统一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多承包土地的农民不再务农，将土地流转给其他村民，这就出现了承包者将经营权分离。主管部门提出“三权分离(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即是对这一现状的承认，是采取措施避免农业的生产力受到破坏，既要保护承包者的利益，又要保护承包者的利益。

  黄小虎解释说，享有承包权的农民不务农了，但是还没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或者说到了城里后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这些农民心理上不敢放弃自己的承包地，耕地是他们最后的退路。所以“三权分离”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作为补充的是，国务院提出1亿农民落户城市计划。

  过渡期的长短或许要看农民工的落户问题解决的时间。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进城后，没有放弃承包权，只是将经营权流转出去。这会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也带来矛盾。在农业生产的收入中，一部分要给承包者，一部分要给经营者;现在国家每年都会有种粮补贴，以往的做法是补贴给土地的原始承包者，但是原始承包者已经不再种地，实际种地的人却得不到补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长期下去矛盾就会出现。

  黄小虎说，因为要兼顾各方面利益，目前没有一层不变的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农民进城后，有固定收入和稳定住房，享受社保、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自然会考虑是否保留原有的承包地。

  但是在土地改革的现阶段，一大批杨应忠这样的先行者依然推动着车轮前进。他投入心血的蔬菜大棚已建成60个，分别由60户村民负责，另外还有100个大棚正开工建造。欣运养殖场的村民股东每天迎着太阳出门，心底盘算着年底能分到多少红利。

转载自中国房地产协会。